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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修復社會關系的實踐探索

發布時間: 2020-11-17 08:38:21   作者:本站編輯   來源: 本站原創   瀏覽次數: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修復社會關系的實踐探索

施金枝 

【摘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刑事案件逐年增多、司法資源日益緊張、社會對司法效率要求越來越高,以及行刑社會化、刑罰目的趨向預防主義背景下的產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和我國刑事訴訟領域的一場重大變革,其產生既有國內背景的需要,也有國際法治文明交流的影響。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訴訟制度,給檢察工作帶來了重大影響,從2019年全年的數據來看,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始終處于穩步上升的態勢。2019年6月至12月,全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從38.4%上升到82.9%,廣安適用率從51.30%上升至93.01%。12月,全國范圍共有26個省份適用率達到80%以上,有4個省份適用率在70%以上,說明了這項制度蓬勃的生命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既強化了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主導責任,也給檢察工作帶來新的挑戰,從實踐效果上看,這一制度在修復社會關系中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擬結合司法實踐,分析該制度在修復社會關系中的積極意義和發展路徑。

【關鍵詞】認罪認罰    從寬     修復   社會關系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背景

進入21世紀尤其是近十年來,我國刑事案件總量在高位徘徊,法院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比例達到80%以上。在司法實踐中,大多數刑事案件因事實清楚、情節輕微,不存在激烈的控辯對抗。如果都按成本較高的普通程序審理,既加劇“案多人少”的矛盾,也是對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不僅如此,有些案件雖然按照普通程序審判結束,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實現案結事了,仍存在重復犯罪的隱患。如何破解這一司法難題,司法、立法機關始終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

根據司法實踐,大部分案件當事人是認罪認罰的,或者經過教育勸導后會認罪認罰。通過細致工作讓被告人認罪認罰,主動求得被害方諒解,被告人能獲得程序上從簡或者實體上從寬處理,減輕對抗情緒,努力接受社會改造,讓“小案件”不再有“大沖擊”;同時通過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參與和合法權益,也可以使得被害人盡早獲得損害賠償和心理安慰,減輕訴累;社會對立面減少,人民才有更強的幸福感、獲得感。“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面對人民群眾對新時代公平正義的更高要求,為了更好的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成為司法領域的共識。從2000年北京市海淀區法檢機關聯手嘗試認罪案件普通程序簡化審,到“兩高”推廣繼而作出司法解釋,再到立法機關確認;2014年以來,作為司法實踐改革的重頭戲,在全國18個試點地區先后開展2年速裁程序試點,2年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的基礎上,在吸收了域外協商式、恢復性司法和辯訴交易等理念和制度的有益因子后,2018年刑事訴訟法確定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訴訟制度,其意義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提升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化解社會矛盾、消弭社會戾氣、促進社會和諧,是國家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二是其要求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要承擔起主導責任,切實發揮好主導作用。2019年張軍檢察長在大檢察官培訓會上提出適用比例要達到70%,在制度運行成熟后達到80%以上。三是不僅有利于檢察機關,更有利于審判機關繁簡分流,集中精力審理疑難復雜案件和重大影響案件,從而真正發揮庭審實質化的作用、體現以審判為中心的核心要求,把好最后一關,嚴防冤假錯案。認罪認罰受到公安、安全等偵查機關的歡迎,因為認罪認罰有利于促進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認罪,從而降低偵查難度,提高偵查效率。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經驗

1.促使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原則進一步落到實處。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為被追訴的對象,所享有的訴訟權利,更多的表現為被動的參與權,與訴訟當事人的主體地位還存在一定的差距。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以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僅享有訴訟程序的選擇權,同時享有更為重要的實體性權利---量刑協商權,真正體現了其作為訴訟主體的地位和控辯平等,有利于體現犯罪嫌疑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和控辯平等,有利于調動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改過自新的積極性。

2.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主動性大幅提升。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犯罪嫌疑人對“從寬”的內容和程度看得見摸得著,從而產生穩定的預期,下決心走認罪認罰從寬之路。在以往的辦案中,司法工作人員雖然經常以“坦白從寬”等政策教育犯罪嫌疑人,但是在從寬到什么程度、如何從寬上無以為憑,犯罪嫌疑人對“從寬”半信半疑甚至心存警惕,甚至相信社會上流傳的“坦白從寬、牢底坐穿”,從而影響政策教育效果的發揮。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有“具結書”為憑,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下定“走認罪認罰之路”的決心,從而減少控辯對抗。

3.公正與效率兼顧,有效降低控辯對抗。認罪認罰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在控辯協商后向被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對于自己違法犯罪行為有充分的認識且悔改,愿意接受具結處罰,在確保公正的前提下兼顧到效率的最高。同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主設定自己和他人、自己和社會未來的關系,促使其更有可能放棄對抗,接受和服從自己參與確定的判決內容,使犯罪嫌疑人對判決的服從由他律的外在強制轉化為自律的內在服從,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改過自新,回歸社會,修復被犯罪所破壞的秩序減少戾氣。廣安市2019年以來,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作出酌定不起訴528人,判處緩刑775人,1101人未被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上訴案件60件,僅占上訴案件總數的35.94%。

4.刑事和解案件大幅上升,促進社會關系修復。根據辦案規定,對符合當事人和解程序適用條件的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積極促進當事人自愿達成和解。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在確保認罪認罰自愿的基礎上,也要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聽取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并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與被害方達成和解協議、調解協議或者賠償被害方損失,取得被害方諒解,作為從寬處罰的重要考慮因素。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施行以來,廣安市兩級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中,當事人主動、辦案人員促成達成刑事和解 206件,環比增加106%,涉檢信訪明顯下降。交通肇事、危險駕駛、盜竊、故意傷害等常見、高發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爭取被害人諒解,自愿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主動性、積極性大幅提高,被害人經濟上得到賠償,心理上得到寬慰,有效化解了被破壞的社會關系,降低涉檢、涉法上訪、申訴的風險。

5.有效改善司法實踐中“嚴厲有余而寬緩不足”的問題。一是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坦白從寬的基礎上獲得了進一步從寬的機會和權利,為一些犯罪情節較輕、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悔罪態度較好、賠償取得諒解的輕微刑事案件采取寬緩的刑事強制措施、適用酌定不起訴、緩刑奠定了基礎。二是有效彌補了我國現行刑事制裁體系的缺陷和不足,勞教制度被廢除之后,大量多發性的輕罪案件進入刑事制裁范圍,導致輕罪案件再次增加,司法機關內部“案多人少”的矛盾將更加突出。在此情況下,不僅大量的輕罪案件不能得到迅速有效的處理,通過嚴格的訴訟程序來制裁重罪的目標也難免會受到較大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針對輕重不同的犯罪設置不同的制裁程序,可以實現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

6.值班律師制度進一步完善。為確保當事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真實性,結合廣安轄區內值班律師極少等資源分布不均、質量不平衡問題和女性犯罪嫌疑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特殊群體犯罪嫌疑人集中羈押等異地羈押案件工作開展困難等情況,廣安市檢察院牽頭與法院、公安、國家安全局、司法局會簽《關于廣安市法律援助值班律師資源共享的意見》,實行廣安市范圍內駐看守所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資源共享,全市值班律師共涵蓋市縣2級7個轄區18個律師事務所。同時定期輪換值班律師,避免因為值班律師固化對保障嫌疑人合法權益的淡化。

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困境

1.被害人權益保障重視程度有待提高。在刑事訴訟中,被害人通常有兩方面的訴訟關注點,一是對司法機關定罪量刑過程的訴訟參與和意見表達;二是對民事賠償問題的訴求。在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部分案件仍然存在忽視被害人上述權益的維護和訴訟請求表達的情況,導致被害人認為自己是司法程序中的“受害者”而走上申訴和信訪之路。

2.量刑建議精準化能力有待提升。雖然確定刑量刑建議更符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內在機理和犯罪嫌疑人對“罰”的期待,更有利于其作出認罪認罰的選擇。但是,囿于缺乏統一的量刑建議操作規則,而根據法院系統的量刑規范化指導意見,辦案人員容易確定的是幅度型量刑建議,難以確定精準的量刑建議。對于嫌疑人而言,在幅度刑量刑建議下,其對可能受到的處罰預期不能確定,缺乏認罪的足夠動力,導致其觀望猶豫是否適用認罪認罰,甚至選擇對抗,妨礙寬嚴相濟、坦白從寬刑事政策的落實。

3.值班律師數量不足,積極性不高,作用發揮不充分等問題在一定時期內仍然存在。一是值班律師的法律定位不明確,法律規定值班律師只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建議、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等法律幫助職責,使得保證值班律師準確的把握量刑幅度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二是值班律師法律幫助的質量和效果仍有很大提升空間。部分值班律師未詳細閱卷,僅進行形式化簽字,為求完成工作,一味認同量刑建議。三是有的基層值班律師經費保障不到位,我市市本級值班律師制度經費納入了預算,但有的縣市區保障還不到位,不可避免的對工作產生了影響。四是值班律師安排不到位,現在值班律師主要靠司法局強制指定各律所每周輪流派出一名律師承擔法律幫助工作,但實際工作中,有的長期沒有安排到位,需要承辦人自行聯系律師來參與認罪認罰工作。

4.廉政風險防范措施有待加強。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準確及時懲治犯罪,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社會上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擔憂,擔心“誘騙認罪”“強迫認罪”導致冤錯案件上升,擔心會“花錢買刑”“交錢放人”,不利于被害人的權益保護,擔心“權錢交易”“權權交易”等司法腐敗問題。特別是當前在落實司法責任制的背景之下,司法責任制之“放權”,捕訴一體之“集權”,認罪認罰之“協商”,都將導致檢察官的權力增大且難以控制。對此,應當高度重視和警惕,一旦發生偏差,極易引發社會炒作,造成社會公眾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誤解,對法治公平、社會正義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害。

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再思考

1.高度重視被害人權益保障。一是聽取意見,允許被害人參與認罪協商環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有刑事被害人的案件,及時告知被害人擬對犯罪嫌疑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及相應的法律后果,充分聽取被害人的合理訴求以及對定罪量刑的意見建議。二是要促進刑事和解,為認罪認罰創造條件,向被害方說明認罪認罰從寬、和解等具體法律規定,充分聽取被害人意見,符合司法救助條件的,積極協調處理。三是要正確處理被害人意見。被害人不同意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原則上不影響認罪認罰程序的啟動,但是對于沒有賠償損失、取得諒解、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從寬時應當予以區別。避免社會公眾產生認罪認罰等同于花錢買刑、權錢交易的誤解。

2.多措并舉,提高量刑建議精準化水平和能力。一是要練好內功,強化量刑建議職能職責意識,注重研究案件量刑問題,積累經驗,強化教育培訓,提升量刑能力和水平。二是要高度重視,依法規范控辯協商,以控辯協商促進量刑建議精準化提升。三是要建立與法院的量刑銜接機制,借助人工智能,提升量刑建議精準度。智慧司法是司法工作對大數據時代的迎接和適應,大數據分析技術能夠在智能抓取相關量刑情節的基礎上,對量刑進行數據歸納、分析和職能輸出,從而輔助量刑精準化。

3.建立完善值班律師配套機制。一是探索多元化的值班方式。法律援助機構根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看守所法律幫助需求和法律服務資源,合理安排值班律師。值班律師可以定期或者輪流值班,律師資源短缺的地方可以探索現場值班和電話、網絡值班相結合,在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毗鄰設置聯合工作站,市內統籌律師資源,建立政府購買值班律師服務機制等方式,確保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有序開展。二是強化對值班律師的內部激勵和外部考評機制。隨著值班律師權利的擴大與責任的增加,經費保障應當由財政部門全力支持。同時,細化值班律師的工作內容,設計科學、合理的有效幫助考評機制,具體針對值班律師閱卷、會見、了解核實案件事實、告知認罪認罰程序的性質和后果等方面設置不同分值,由司法行政部門對值班律師的法律幫助是否有效進行考評。同時,建立健全值班律師獎懲機制防止違規違紀值班律師逃避責任。三是完善值班律師與委托辯護律師、法律援助律師的銜接機制。認罪認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或者有委托辯護人的,優先適用委托辯護和法律援助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四是設置科學的準入條件和退出機制。鼓勵律師隊伍廣泛參與,提高值班律師的工作熱情,構建值班律師、法律援助律師、委托律師共同參與的階層化認罪認罰案件律師參與體系。

4.強化對檢察官的監督制約。一是堅持法定證明標準,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仍應當按照法定證明標準,全面規范搜集固定證據,全面審查案件,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把案件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二是要審慎放權。在確定權利清單時,充分衡量檢察官的能力素養,充分考慮檢察官權力屬性,尤其是對不批準逮捕、不起訴是否放權、如何放權,應當審慎決定。三是強化責任追究。對于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工作人員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中,有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者權錢交易、放縱犯罪等濫用職權、徇私枉法的情形,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未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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