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檢察風采 > 理論研究 > 正文

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檢監銜接”問題研究

發布時間: 2020-04-14 08:09:41   作者:蔡愛平   來源: 本站原創   瀏覽次數:

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檢監銜接”問題研究

蔡愛平*  嚴磊**

摘  要: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監察委員會的調查環節和檢察機關的審查起訴環節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其中較為突出的便是強制措施銜接不暢、證據審查力度不足以及涉案財物移送問題。解決檢監銜接問題應當遵循明確監察委員會的法律定位、充分發揮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以及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思路三大原則,從強制措施審查提前介入、證據審查力度適當加強以及探索涉案財物統一保管機制三個具體層面入手解決檢監銜接中出現的問題。

關鍵詞:檢監銜接;監察體制改革;法律監督;制度完善

在司法實踐中,《監察法》與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由于正式實施不久,法律文本的內在含義還有不明之處,主要體現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環節針對監察委員會移送審查起訴的職務犯罪案件尚未建立具有特色的職務犯罪公訴辦案機制,本文主要立足于檢察機關的立場,以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以及檢察機關的法定地位為依托,結合刑事訴訟法學的基本理論與司法理念,挖掘當下司法實踐中“檢監銜接”在審查起訴環節所存在的問題以及應對之策。

一、“檢監銜接”運行中的具體問題

在監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司法實踐中監察機關與檢察機關的銜接還存在著許多不暢之處,其中較為突出的便是強制措施的銜接不暢以及證據審查力度欠缺,這些問題出現的原因不僅在于新修法律給司法實踐帶來的暫時不適應,也在于監察體制改革后檢察機關沒有能夠找到新的工作著力點,這都體現了檢察機關對自身的“法律監督機關”的定位并不明了。

(一)強制措施銜接不暢

在司法實踐中,當監察機關在進行調查時采用留置措施的情況下,檢監銜接不暢體現的尤為突出。在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中,監察機關將案件移送至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時,留置措施直接無縫銜接為刑事拘留,然后檢察機關再進行其他強制措施的選擇以及審查起訴的工作。但是,由檢察機關不經審查就采取刑事拘留這樣的羈押措施的做法值得商榷。原因在于留置措施并不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制的刑事強制措施,之后檢察機關采取的刑事拘留才是刑事強制措施的初次適用。在此前提下,未經審查便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帶有羈押性質的刑事強制措施,有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之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程序正義要求。誠然,監察機關采取留置措施之前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審查,基本上被采取留置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也符合刑事拘留甚至逮捕的條件,但一方面,既然在立法層面沒有將調查階段納入刑事訴訟流程,那么在案件初次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對刑事強制措施的適用進行審查,是遵循《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應有之義,另一方面,即使將刑事拘留等強制措施的采用作為“羈押措施的轉化”來看待,對于這種轉化,《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相應的審查制度。簡言之,在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之中,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時對刑事拘留等羈押措施進行初步審查是保障嫌疑人合法權益、實現程序正義的必要舉措。

(二)證據審查力度欠缺

根據《監察法》的規定,監察機關在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時,應當與刑事審判關于證據的要求和標準相一致。當監察機關將案卷材料以及收集到的證據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時,檢察機關應當按刑事訴訟法規定對接收的證據的合法性、關聯性、有效性進行審查。在刑事訴訟中的證據審查環節,檢察機關在收到案卷材料之前沒有合適的途徑對調查程序進行親歷性的監督,從而使得證據審查的對象往往僅限于案卷材料,不免有證據審查力度欠缺、流于形式之嫌。這種問題在此前對公安機關等偵查機關所移交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查的過程中已有所體現,只是在監察機關的調查措施尤其是留置措施不受刑事訴訟法規制的情況下更加凸顯。實際上,從刑事訴訟的角度來看,由監察委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直接跳過了立案、偵查的環節。質言之,獲取證據的環節不受刑事訴訟法的制約,獲取過程也缺乏其他主體的有效監督,但由該環節獲取的證據卻有證明效力且要在刑事訴訟中使用,其中的矛盾之處顯而易見且亟待解決。

在證據審查中,對于言詞證據的審查應當尤為關注,基于職務犯罪案件的特殊性,案件的證人往往都是污點證人,在此情形之下,污點證人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往往會對監察機關產生畏懼之感,從而影響其供述的自愿性、真實性。我國刑事司法實踐歷來有重視言詞證據的傳統,口供也被稱為“證據之王”,但是言詞證據本身就具有主觀性、反復性的特征,實踐中多次供述并不一致的現象極為普遍,在證人、被害人出庭率始終居低的情況下,言詞證據以書面的形式在庭審中舉證、質證,其內容的真實性、獲取方式的合法性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印證,其證明力也是存在疑問的,污點證人的口供更是如此。而且,在監察體制改革之后,監察機關的調查活動缺乏第三方主體監督,律師也不能在調查階段介入,在此情形下,言詞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的審查力度之欠缺是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三)涉案財物移送問題

在辦理職務犯罪案件時,對于涉案財物,監察機關在調查時一般會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方式固定證據,以便后期的起訴與收繳。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監察程序中的證據材料尤其是涉案財物是直接適用于包括審判程序在內的刑事訴訟程序中,還是需要經過必要的轉化程序,法條中并沒有予以明確。[]具體而言,監察機關在移送審查起訴之時是否需要將已經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涉案財物隨案移送?涉案財物是全部移送還是部分移送?如果是部分移送如何確定應當移送的涉案財物的范圍?檢察機關在收到監察機關移送的財物之時是否應當重新開具法律文書都是尚待討論的問題。涉案財物保管部門不統一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從表面上看,只要涉案財物屬于監察機關或者司法機關對控制之下,就不會發生證據滅失或者嫌疑人轉移財產的問題,但實質上,對于涉案財物管理不規范也是刑事司法程序不規范的表現之一,需要我們警醒且重視。

此外,鑒于我國長期重視書面審理的傳統,許多證據都出現了書面化的趨勢,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尤是如此。鑒于職務犯罪中行為人犯罪方式的隱蔽性,涉案的財物往往難以尋覓,尤其是在純資金類犯罪中,涉案財物往往反映于書面賬本或者交易記錄中,在具體認定時,往往也只依靠行為人的指認。但這種單純基于行為人憑記憶的指認而認定的涉案財物,存在著較大的主觀性和反復性,其證明能力較之其他證據大打折扣,如何應對這種證據書面化的趨勢,使得最后審判時所采證據確實、充分,不僅是庭審實質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刑事審判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

二、“檢監銜接”具體問題的解決路徑

對于檢監銜接中出現的強制措施、證據審查、涉案財物方面的問題,檢察機關的應對不應當過于陷入“監察機關的調查活動是否屬于刑事訴訟環節”的思維怪圈,而是應當從“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定位出發,從強制措施審查提前介入、證據審查力度適當加強以及探索涉案財物統一保管機制三個具體層面入手解決檢監銜接中出現的問題。

(一)強制措施審查提前介入

筆者認為,解決強制措施銜接問題的根本之道在于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依法對留置措施進行監督,對于錯誤適用或是在留置過程中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及時發出檢察建議予以糾正。但留置措施不受刑事訴訟法的約束,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沒有充分挖掘的現狀也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簡言之,上述方案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暫不具備可行性,之所以提出,也僅僅出于理論上的理想型構想。卞建林教授曾提出要將留置措施與刑事強制措施之間的“自行銜接”轉化為“依法銜接”的建議:“檢察機關應當利用先行拘留的過渡期,對是否適用逮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進行審查。”[]

誠然,留置措施與刑事強制措施的銜接應當是經過檢察機關審查之后的依法銜接,但問題恰恰在于,所謂的先行刑事拘留作為一種刑事強制措施并不存在審查的機制與空間。筆者對此的初步看法是:可以嘗試在留置措施的最后期間,預留一段時間,讓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對案件情況進行初步的審查以確定留置措施解除之后是否應當采取刑事強制措施、采取何種刑事強制措施的問題。當然,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除了正常的法律監督之外不得對監察機關的正常辦案進行干涉,提前介入的時間也應當在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審查逮捕期限,即七日之內。只有這樣,才能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和避免對監察機關辦案的不當干涉之間找尋一個恰當的平衡點。

(二)證據審查力度適當加強

而在當下的司法實踐中,要想解決這種矛盾,最有效也是最適宜的方法便是檢察機關加強對證據材料的審查力度,質言之,檢察機關應當充分發揮其法律監督職能。具體而言,檢察機關加強對證據材料的審查力度應當從三個方面著手:

其一,應當建立常態的移送前審查制度。雖然說在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前,檢察機關實施的調查行為不受刑事訴訟法的制約,但是這并不影響檢察機關基于憲法的規定對調查行為進行法律監督。當然,這種監督權力不應被濫用,監督行為本身也不能肆意。具體而言,檢察機關可以嘗試派駐檢察人員前往監察機關值班,但值班檢察人員并不主動介入案件的調查,只能在被調查人提出申請或者發現監察人員有違反監察法規定的行為之時才可以通過詢問被調查人等方式介入。如果監察人員的違法違規行為屬實,值班人員應當將相關情況報送檢察機關并由檢察機關向監察機關發送檢察建議以促使違法行為的改正。

其二,應當建立職務犯罪專案小組。在處理職務犯罪案件時檢監銜接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對新法以及新機關的陌生。監察法實施之初的職務犯罪案件處理的過程,也是司法機關對監察機關以及監察法逐漸熟悉的過程。在此情形下,筆者認為應當建立若干以擁有豐富職務犯罪處理經驗的員額檢察官為組長,具有監察部門或者之前的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工作經驗的檢察官、輔助人員、書記員為組員的職務犯罪專案小組。一方面,職務犯罪專案小組的成員擁有職務犯罪辦案經驗或者曾在監察部門、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工作,相較于其他辦案人員對監察法以及監察機關更加熟悉,有助于在新法剛頒布的時間順利完成職務犯罪的處理工作,也有助于總結經驗向其他辦案人員推廣。另一方面,各類專案小組的建立有利于檢察機關提升處理各類犯罪的專業程度,從而為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公訴職能提供新的路徑與助力。

其三,重視非書面化證據展示。鑒于我國司法實踐中大多采用的是書面材料,包括實物證據、言詞證據都會以書面的形式固定在案卷之中,但這種做法消磨了實物證據、言詞證據本身的特性,使得其他形式的證據不斷書面化、甚至書證化,最終導致全案證據的證明力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直接審理原則。對此,我們應當重視非書面化證據的展示,一方面,對于方便在庭上展示的實物以及可以出庭作證的證人,相關的物證與證人證言應當在庭審中以其本來的面貌展示;另一方面,對于無法或者不便直接在庭上展示的證據,也應當盡量采用非書面化的其他方式進行展示,比如播出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勘驗現場的同步錄音錄像等,使得證據展示更直觀,提高證據的可采性。

(三)探索涉案財物統一保管機制

從強制措施實施的目的來說,對涉案財物進行查封、扣押、凍結一方面是為了固定證據,防止證據的損毀、滅失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行為人私下轉移財產,導致應當沒收、追繳的涉案財物無法依法處理,最終使得受侵害的法益無法得到完全的修補。換言之,當監察機關或者司法機關已經對涉案財物采取強制措施的情況下,其固定證據、防止財物損毀滅失的目的已然達到,至于保管機關的選定,則對刑事案件的辦理并無實質的影響,至多體現了一些辦案以外的矛盾與權力分配不明。因此,確定涉案財物保管機關是為了程序運行之中的順暢、協調,減少因涉案財物管轄爭議而導致案件處理進度遲緩情形的出現頻率。對此,有學者提出有條件的地方要積極探索建立公、檢、法涉案財物統一保管平臺,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財物滅失的風險。[]筆者認為,為了配套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基于涉案財物往往都是案件證據的事實以及“證明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都應當在法庭上出示”[]的要求,將涉案財物隨案件移送,最終統一交由人民法院保管是比較合適的。

Copyright ? 廣安市人民檢察院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四川省廣安市金安大道三段133號   郵編:638500   舉報電話:0826-12309

未經本網書面授權,請勿轉載、摘編或建立鏡像,否則視為侵權。

湖北30选5开奖公告 ag视讯有什么技巧 以太坊行情分柝 德州麻将怎么玩 大发娱乐城 36选7开奖 澳洲幸运5开奖是真的吗 天下足球大赢家比分 沥青期货走势图 中国竞彩网首页 泳坛夺金中奖技巧 云南快乐10分玩法 维卡币今天最新消息2021年 科乐长春麻将苹果版 潍坊福彩中奖 休育彩票大乐透走势图 今日青海11选5开奖结果走势图